武汉鹿书工作室：疫情之下，但愿我们的希望，不会成为笑话

2016年年底，我离开工作六年的北京，回到上学六年的武汉创建鹿书工作室。

那时北京关了很多菜场，街道都被整顿，走了很多外地人。“改变潮流方向”的新世相还在那年办了逃离北上广的活动，我虽然是主动离开，却总有种融入时代浪潮的感觉。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常有别的行业的人问我，你每卖出去一本书，能提多少钱？我非常尴尬，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所谓的“利润提成”，不管是策划还是责编，书卖得好不好跟我的收入没有太大关系。

年底的时候自然也会有年终奖，但那只是为了让你过个好年，并不是利润提成。你的利润是负的，你都不知道自己创造了多少价值，甚至有没有创造价值。

01

编辑创造的价值在哪?

由于研究生的时候看了几本书，我毕业后就一门心思想进出版社。可能是因为本专业经济学没学好，不知道去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工作自己创造的价值在哪里。我认为书籍改变了我，也能改变别人，做出版不管怎样一定是有意义的。

但工作好几年后，看不到自己创造的利润总是有点心虚。说到底，你做的产品再有意义，没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银买单，证明你所选择的价值至少在当下不是被人所需要的。而且，万一你所坚持的价值是错的呢？

离开北京后，跟武汉的出版社谈做鹿书工作室，我参照的是在北京图书公司做艺术类图书主编的标准，提出第一年不考核，第二年盈利，第三年实现一千万码洋。

社领导很开明，说你先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头两年都不用考核，第三年盈利就可以了。三年过去，当年定下的目标基本都按预计的实现了，可是实现的方式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第二年基本实现了盈亏平衡，但第三年的造货码洋远不到一千万。事实上，这一年我们一共才出了六种新书，最终却还是盈利了，并且基本实现了年初定下的利润目标。

造货码洋一千万，是在北京时的指标，实现起来并不难。算下来，一个编室一年出十几种书，每种印一万册，再有几种加印，就差不多了。但一千万的码洋并不能保证编辑室的盈利。

为什么在北京创造了一千万码洋是亏损，回武汉一年出六种书，每种印数三五千，反倒盈利了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的核算。

一线城市的出版公司虽然能卖更多的书，但要承担的成本比起二三线城市的出版社来也要高出很多。房租、人力、仓储、运营、书号所产生的成本最后都会摊到编辑头上，最终可能一本书要卖到一万五千册甚至更多，编辑才能盈利。好不容易有一本书盈利了，又会被其他亏损的书所抵消。

二三线城市的出版社，人员工资相对较低，出版社也都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库房便宜，自有书号，成本没那么高，图书销售的盈亏平衡点可能是三千册或者五千册。而且，扣除掉所有必要的成本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出版社，至少理论上不会剥削编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02

我不是天才的编辑

台湾出版界有一种理论，说是只要每本书能卖到三千册，就能维持一家出版社的运营。后来也看到日本一人出版社的故事：选题、编辑、找设计师、盯印刷、发行、销售、做新书推广活动、财务管理等，全部一人承担。

每本书首印量两千五百册，每年出书三到五种，只有前三年是亏损，往后都能够盈利。

以前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想来，这种“三千册法则”或“一人出版社”模式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对于一线城市的编辑来说，生活压力减轻了，利润空间变大了；对于二三线城市的出版社来说，这也是引进人才，缩小差距的好机会。

三千册就能保本，反倒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出版空间。一些好的选题，以前觉得市场太小没法做，现在都可以试试；从来没有出过书的新人，只要我们觉得他写得好，就尽可能帮他出版。

2019年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收到一部很棒的处女作，作者之前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到现在笔名还没确定，可她的叙事节奏和成熟度比很多专业作家都要好。

《天才的编辑》里说：“编辑百分之九十时间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任何办公室的勤杂工也能胜任，但是，每一个月，或者每半年，有那么一刻，契机出现了，除了你没有人能够把握。在那一刻，你将自己受到的教育、经历，所有对生活的思考都倾注其中。”

我常珀金斯上身般觉得，这是我的契机。销量的考量让编辑把更多的专业技能用在了营销和包装上，充分利用自己的阅历和经验为作品本身提供帮助的机会不多，菲茨杰拉德和卡佛的编辑绝不是以他们擅长制造某个营销事件或实现某个了不起的设计而闻名，他们为作品本身提供了被证明是合理的建议。

我们不是天才的编辑，我们的判断也可能是错的，但我们的确渴望那种纯粹为文字倾其所有的机会。

03

“一”即一切

可能是个人兴趣和能力的原因，我们出的书还挺杂的，电影、艺术、小说、散文、诗歌、学术，都有所涉及，没有那种成套系、大体量的巨著，也因此一直没想好改用一句怎样的话来给我们的产品定位。

鹿书经典书目

前几天一位老朋友来访，我的这位朋友早先喜欢佛学，后来痴迷钟表，曾想去上海某钟表学校学习而没有成功，在上海的时候背着几斤重的《佛学大辞典》试图捐给静安寺，到了之后发现还要收50块钱的门票，遂愤而把书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这次老友相见，说了一晚上形而上。他对钟表的喜爱，归根到底是对人类智慧和技巧的赞叹。

“其实一切事物钻研到一定程度，都可以发现这种智慧和技巧。佛说一即一切，万事万物中都可以找到寄托。如果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即一切，那天朋友走后，我在想有一天或许可以用这句话做“鹿书”的slogan。

困难还是有的。有的困难是行业共同的，比如阅读习惯的变化、新事物的冲击、纸价的上涨，比如电商价格战对于出版社的压榨；有的困难是更低的成本所带来的，比如发行和营销相对的弱势。

去年我们出了一本俄国小说，很经典，又是第一次出中文版。按照以往的判断印了八千册，结果造成了大量库存，很对不起那批纸，也很对不起俄罗斯文学。可是八千册，只是之前在北京做大部分书的起印量而已。

04

称不上成功，也不能说失败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每天中午会跟同事在单位周边遛弯，看到有错别字或者病句的招牌，就忍不住想给人家改过来。

昨天经过车库，看到一个告示：“请各位车主严禁占用他人车位。”这可笑的病句让我想起北京和北京的朋友们了。

三年前离职的时候，老板问我，万一在武汉做得不好怎么办呢？

三年过去了，称不上成功，也不能说失败，可的确一次也没想过要再回北京。

后记

这篇文章是2020年1月12日写的，离现在不到一个月，可再看却像是半年前的事了。灾难挤占了大部分的思考和回忆，也把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涤荡一空。

身处疫区，迟迟无法复工，新书不能发货，出版进度被延后，盈利压力变大，可能这些就是对编辑最直接的影响了。相比而言，实体书店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毕竟连西贝都说要撑不下去了。

如果实体书店被击溃，电商寡头独大，我们的发货折扣和销售额恐怕都要减半。到那时，这篇文章里所透露出来的一丝欣喜和希望，可能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笑话。

但愿不至于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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